■黃家光

在2025年推理文學的版圖上，新的動態(tài)正不斷出現(xiàn)。例如，《在場證明：中國懸疑推理作家訪談錄》新書分享會，活動吸引了眾多推理小說愛好者參與。該書共收錄13篇中國當代推理小說家、話劇導演、電影編導等不同領域創(chuàng)作者的訪談文章，試圖由此呈現(xiàn)中國當代懸疑推理文化發(fā)展的復雜和多元面貌。

作為一個地道的舶來品，推理小說在中國已走過逾百年歷程。走過這段歷程，推理小說收獲了眾多中國讀者的喜愛，與此同時，中國推理小說的發(fā)展于熱鬧之中潛藏危機。

自晚清福爾摩斯系列小說被翻譯引入，推理小說在中國登場。從翻譯國外作品，到中國小說家開始嘗試原創(chuàng)，這一文學類型在中國逐漸形成規(guī)模。在這漫長的發(fā)展過程中，中國的讀者與作者，從最初學習“福爾摩斯”與“亞森·羅賓”，到后來推崇黃金時代的阿加莎、埃勒里·奎因、迪克森·卡爾等大師，再到關注日本推理小說諸家，可謂始終在汲取國外創(chuàng)作的養(yǎng)分。到今天，歐美推理小說持續(xù)有新作出版，日本推理小說更是占據(jù)國內推理小說市場的大半江山，而中國推理小說創(chuàng)作則需進一步提升競爭力。

可以看到，推理文藝近年來在大眾層面的熱度頗高。推理懸疑類影視作品時有爆款出現(xiàn)，受眾群體不斷擴大。以網劇為例，收視與口碑雙豐收的不在少數(shù)，如《白夜追兇》（2017年）、《無證之罪》（2017年）、《隱秘的角落》（2020年）、《沉默的真相》（2020年）、《開端》（2022年）、《漫長的季節(jié)》（2023年）等。一些原來只在推理文學圈中活躍的作家如紫金陳、馬伯庸等，也通過影視化改編在大眾層面獲得了更多的關注。再往前推，像《少年包青天》《神探狄仁杰》《大宋提刑官》等推理懸疑古裝劇，以及《重案六組》《法證先鋒》等刑偵劇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從這些現(xiàn)象來看，難以斷言中國推理文學有衰微之勢。然而，能夠獲得影視化改編機會的作家只是少數(shù)，而且影視劇的成功也并不意味著原著小說同樣出色，畢竟影視劇與小說屬于不同的藝術形式。

推理小說來自西方，在中國傳統(tǒng)文學類型中找不到與之完全對應的類別。公案小說與推理小說有著本質區(qū)別，前人對此已有諸多論述。缺乏根基的推理小說要在中國獲得強勁發(fā)展，本身就面臨諸多困難，尤其是中國擁有深厚的文化傳統(tǒng)，而非創(chuàng)作的空白之地?？梢哉f，對科學與理性的推崇，對謎題與解謎的熱衷，構成了推理小說的內核，也使得其自成一格。如果偏離這些核心要素，推理小說可能演變成冒險小說、犯罪小說、驚悚小說等，而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推理小說。

當下中國推理小說的發(fā)展面臨諸多挑戰(zhàn)。例如，以日本推理小說為代表的國外推理小說廣受歡迎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原創(chuàng)推理小說的生存空間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國原創(chuàng)推理小說在劇情、風格等方面也受到日本推理小說的深刻影響，不少作品帶有明顯的模仿性。對讀者來說，既然可以直接閱讀原汁原味的日本推理小說，又何必選擇模仿之作？再加上國內目前尚缺乏有影響力的推理文學獎項來扶持新人，缺乏偵探文學權威的發(fā)表渠道，長此以往，便會造成中國原創(chuàng)推理小說發(fā)展動力不足，佳作難覓。因此，實現(xiàn)推理小說的中國化十分重要且迫切。

在此，需要回答兩個問題：我們?yōu)槭裁葱枰评硇≌f？推理小說該如何實現(xiàn)中國化？推理小說的重要性在于，它與科幻小說一同撐起了文學內在的理性維度。它傳遞的并非如民國作家所言的科學與法治，而是更為抽象的理性思維能力，這一點在本格小說中體現(xiàn)得尤為明顯。通過在中文系教授邏輯學的經歷，我深刻認識到包含理性的情感教育的必要性。而推理小說的價值目前尚未得到充分重視。本格推理是推理小說中理性意識的典范，卻在中國遇冷，這是令人遺憾的。

理性與解謎是推理小說的關鍵要素。文學不同于科學，如果不能實現(xiàn)本土化，就不能為大眾所喜愛。而作為通俗文藝，無法為大眾所喜愛就意味著失去了其根基。日本推理文學也曾經歷過本土化的過程，江戶川亂步、橫溝正史等推理小說家都為此付出了諸多努力，才成就了日本推理文學如今的輝煌，使其具有鮮明的日系特色，與歐美推理文學有所區(qū)別。

在推理小說中國化的過程中，許多作者也進行了積極嘗試。時晨的新作《蟲神山事件》是一部融入民俗元素的本格推理小說，通過民俗要素構建了一個“中國風”的文學世界。呼延云的《真相推理師·兇宅》也屬于這一創(chuàng)作方向。時晨此前的《偵探往事》《俠盜的遺產》則另辟蹊徑，把故事置于中國特定的歷史時期，而不是去地域化的當代城市。馬伯庸的《長安十二時辰》《兩京十五日》等作品，分別把故事設定在唐天寶年間、明洪熙年間等，同樣是在這方面的探索。這些嘗試固然具有積極意義，但有時難免給人一種“套殼”之感，尚需進一步深入文化的肌理，將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轉化為內在的敘事動力。紫金陳的《壞小孩》等作品，聚焦中國當下備受關注的社會議題，既有社會派推理的風格，又體現(xiàn)了載道文學的傳統(tǒng)，是另一種形式的嘗試。不過，過于關注社會議題，有時會使懸疑大于推理，理性維度就被壓縮了。此外，在類型融合方面，麥家的“諜戰(zhàn)”作品，以及各類刑偵劇，也都展現(xiàn)出鮮明的中國特色。

不過，無論是民俗元素的運用、特定歷史時空的設置，還是類型的融合，都還需要突破表層的形式，走向深刻的精神層面。我們應該思考，中國推理文學的精神與西方推理文學有何本質不同？“中國近現(xiàn)代偵探小說拾遺”系列的持續(xù)出版，2025年民國推理小說家程小青的《霍桑探案》再版等，表明對早期中國推理小說的挖掘和整理仍在進行，可為當代的創(chuàng)作提供有益借鑒。在程小青等人的筆下，偵探不是抽象的個體或單純的破案機器，而是富有家國情懷的義士，社會關懷是中國推理小說的內在特質。應該注意的是，推理小說對真相和“解謎”的追求可能導致作品走向游戲化，為了避免這一問題，它需要轉向對社會的關注；但過度強調社會性又容易使作品失去趣味性，因此需要重新尋找一種平衡?？梢哉f，這種在游戲化與社會性之間的搖擺，構成了推理小說發(fā)展的動力。

如何在體現(xiàn)社會性的同時保持趣味性，考驗著作者的創(chuàng)作智慧。如果缺失“解謎”這一核心維度，小說就失去了靈魂，淪為無趣的游戲。因此，當下的中國推理小說創(chuàng)作在運用中國元素、表達社會關懷的同時，絕不能忽視“解謎”這一關鍵要素。如果沒有對“解謎”的孜孜以求，推理小說的中國化就如同無本之木。而且，對于中國元素的理解，不能僅停留在表面符號的加入上，還應該深入到中國文化和情感的內部。只有深刻理解中國人的行為邏輯和情感結構，才能創(chuàng)作出即使沒有顯性的中國元素也充滿中國味道的推理小說。即推理小說的中國化需超越外在符號，轉向對中國人行為邏輯與情感結構的挖掘，要從“中國風”深化至“中國性”。在我看來，當一系列這樣的優(yōu)秀作品涌現(xiàn)時，中國原創(chuàng)推理小說才是真正走向成熟與獨立。

從日本等地的發(fā)展經驗來看，除了作者自身的努力，若能出現(xiàn)具有公信力的組織和權威獎項，將從制度層面推動和保障推理文學的發(fā)展。2024年，首屆新星國際推理文學獎獲獎作品發(fā)布，獎項的建立是一個好的嘗試，而權威性的建立則還需要時間的考驗。中國推理小說期待更多有關未來的“風景”出現(xiàn)。

（作者單位：溫州大學人文學院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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